纳米体育期摄影训练队（有的地区叫“班”）。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，从日本投降到

　　最早的摄影训练练队是115师苏静在1938年在春开办的。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，它的成效较小。1938年至1940年间，沙飞用带徒弟、个别辅导的方法，在晋察冀培养了一批人学会摄影，如罗光达、赵烈、白连生、杨国治、李鸿年。叶曼之、叶昌林、周郁文、张进学、刘沛江、冀连波等，后来还个别辅导了裴植、顾棣，这些人后来成为解放区的摄影骨干。当沙飞用个别辅导方法逐步为晋察冀各分区培养摄影干部的时候，冀中军区由石少华主持的摄影训练队，取得了成功。1940年夏在河北曲阳县宋家庄办的冀中摄影训练队只有8名名学员，第二期（1940年冬在河北定县）增至14名，第三期（1941年夏）是30名，第四期（1942年春在河北安平县北郝村）猛增至86名。新中国不少著名摄影家和暗房专家是这四期摄影训练队的学员，如流萤、李棫。宋贝珩（第一期）、袁克忠、孟庆彪、黎呐、杜根元、刘明（第二期）、梁明双、杨振亚、宋克章。刁寅卯（第三期）、李学增。袁苓、董青、杜海振。刘克己、李峰、宋谦（第四期）等。

　　受冀中摄影训练队的启发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由沙飞主持，于1941年7月在河北平山县陈家院村办了20余人的摄影训练队，齐观山、申曙、于舒、曲治全等，就是这个训练队的成员。晋察冀画报社建立之后，1944年11月和1945年4月，又在河北阜平县洞子沟村办了两期摄训队，学员有高粮、力竞、赵逢春纳米体育、黎民、照耀、郝建国、杜铁柯、吴洛夫、红枫等，两期共40余人。

　　1940年至1945年春，晋冀鲁豫有徐肖冰（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）和高帆（1944年冬）办的摄影训练班，两期共16人。延安于1941年12月有郑景康作指导的摄影研究小组（实际也是一种训练班），1942年和1945年初由吴印咸办过两期训练班。山东军区的摄影培训于1943年冬和1945年春，由郝世保办过两期。罗光达到冀东后，于1945年春在盘山办过一期。潘昭在日本投降前的胶东也办了一期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1945年冬，山东胶东军区、冀中军分区、延安分别由潘昭、李棫、程铁主持办了摄影训练班。1946年夏，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山东军区分别由裴植、郑景康办过摄影培训班。裴植办的是前线随军摄影训练队，有十几人参加，其中有张庆鸿、冯士杰、李虎臣等。郑景康在山东沂水县寺郎宅村办的训练班，有高胜康、陆文骏、刘保章、刘浩、晓植等。1948年4月开始，东北画报社接连举办两期摄影训练班，为东北野战军培训了大批摄影骨干，其中有梁枫、田原、钱嗣杰、王云阶、任树云、藏德宽、李基禄、吕相友、于天为、李夫培、孙丕永、雪印、胥志成、佟德印、张健昌等。晋察冀画报社于1947年底1948年初继续办了一期摄影训练队，有十余人参加，其中有于志、李文芳、李书良、赵景耀、张歧林、安迎春、弓玉学等。华北画报社成立后，于1948年8月办了一期训练班，有孔繁根、孟昭瑞、王一波、王一水、李义芳、毕东、张文锁、李祖慧（女）等45人。1948年至1949年间纳米体育，第二野战军随军作战的裴植、袁克忠、王中元、李峰等都曾用带徒弟的办法为部队培养摄影队伍，其中袁克忠一人在行军作战过程中，为所在部队办过四期摄影训练队，为此，西南军区政治部给他记一大功，并让他出席了西南军区及全国的战斗英雄、劳动模范代表会议（1950年9月）。

　　解放区的摄影培训，除延安外，都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进行的。培训时间短的一个月，长的几个月，培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：一、从政治理论上使学员认识了摄影作为革命武器的意义与作用；二、使学员们初步掌握摄影的一般常识（相机的使用及拍照方法）和暗房冲印技术。在课程设置上，除了政治课、摄影常识之外，有条件的地方，也讲文学理论。美术构图、光学、新闻采访等。袁克忠回忆冀中摄影训练队时说，当时学习只照过两三张片子，晒过一两次小片，看过几次放大，但是记注了石少华的讲话：“摄影是革命斗争的武器，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工具，你们参加学习的同志，都是革命的种子，将来要撒遍全国”。袁克忠是带着这样的摄影信念回到部队，六个人合用一台相机，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活。齐观山是晋察冀摄影训练队的学员，参加学习时只有16岁，据他回忆，当时30多人实习，只有两架旧的相机，大家从开始学习直到毕业，实习拍摄的底片平均也不过三、四张，最主要的是他从中学到了这样的思想：“爱护武器，不浪费一粒子弹，在战斗中以少量的消耗换取更大的胜利，是我们部队优良的传统。……所以，爱护器材，使每一架相机和每一张照片发挥最大的作用，也成了我们摄影工作者的优良风气”。“在采访中遇到了危险，宁可让自己的身体受伤害，也要设法保护相机的安全。……特别是对底片资料的保护更是甚于生命”。

　　吴印咸在延安教摄影，学生实习也常常是空机子“无弹射击”（无底片），但是都学会了从摄影到冲放的全部技术。直到1947年底1948年初，晋察冀画报社办的摄影训练队，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。当时的学员李文芳回忆，“实习用的摄影器材非常缺乏。……在实习时，每人照一张，学员们都按着自己计算的光圈、速度、距离（当时的相机大多不能自动对焦，需要自测距离）和时间，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，待冲出胶卷后，即进行研究讨论，检查拍照的优缺点，总结经验。……训练班只使用了几个过期的胶卷和一个破旧的日本120相机”。

　　抗战时期摄影人员的培训，除了缺乏必要的摄影器材之外，还要随时作好战备工作，以应付敌人的“扫荡”。冀中与晋察冀的摄影训练队，大多经历过反“扫荡”的战斗。1941年7月，晋察冀摄影训练队在平山陈家院开学不到一个月，日军就来“扫荡”，沙飞、赵烈、张进学分头带部分学员到阜平、涞源、灵邱、五台一带，一边打游击，一边抓时间学习，反“扫荡”结束，再回原地学习。1942年，冀中第四期摄影训练队在安平北郝村开学不久，就遇到日军最残酷的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，石少华（队长）及焦国珍（指导员）按上级指示，分头带领学员们化装成农民子弟，认房东为干爹干妈，分散隐蔽。学员董青在突围中负了重伤，经群众精心护理，伤口愈合。学员温刚被敌包围，为掩护自己的同志和群众，与敌厮打，壮烈牺牲。梁明双在敌“扫荡”最严重的时候，患了回归热病，幸得北郝村张振江老两口的多方掩护，才安全脱险。这期摄影训练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在敌人“扫荡”中游来游去，一直坚持了四个多月，虽有个别同志伤亡，但是大家都很坚强，后来转移到平汉路以西的行唐县，稍事休整，又继续投入新的学习和战斗。

　　不是所有参加摄影训练队的同志，后来都成为摄影工作者的。一般情况是，除少数人留下在摄影科或画报社工作外，多数学员学习结业，回原部队等待获得摄影装备，而改作了军政工作，有的人虽从敌人处缴获到相机，因为长时间得不到胶卷，也不能发挥作用。而获得了摄影装备的同志，也有中途因工作需要而改行的。